煤油灯的照明亮度比不上钨丝灯、白炽灯，仅能照亮面前有限的视野。
不够澄净的暖黄色灯光中，余晓丽仍然穿着上午那身灰色中山装，但没戴红军帽，耳朵边别着一只野雏菊发卡，手边放着一本厚实的大书，坐在聂子航对面一边翻阅资料，一边艰难地书写着什么。
而放下笔的聂子航，却在这时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燕京大学在建国初期出版的法语字典，他简直不要太熟悉。
2012年，聂子航于燕京大学就读大二的时期，系教授曾在课堂上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的翻译演变历史，并要求课后分别以建国初年的法语字典和现代法语字典为不同参照，翻译两份《包法利夫人》的第一章节。
聂子航英、法双语的深厚翻译功底，也是在大学时期一步一个脚印打下的。
余晓丽手中的文件，应当是一份法语专版的技术性指导文件，即便是倒着悄悄偷看，聂子航也能在数秒间获取文件信息。
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肌肉记忆，而同声传译的要求要更高。
不是数秒，而是瞬息。
而余晓丽显然不是法文翻译的专业性人才，从她频繁翻阅法语字典的生涩程度就能窥见一斑，更别说符合译文的“信达雅”准则。
不过，翻译信达雅原则也不是万能适用的。
像技术性文章、科普性报刊、新闻谈话等翻译文件，以及一些交流峰会上的同声传译，更需要符合实时、准确、无误的基础性要求。
从业同声传译近十年的聂子航，也在高强度的翻译事业中形成了职业性强迫症。
他完全无法忍受翻译上的明显瑕疵，就像强迫症患者无法忍受摆放桌球的时候不按颜色对齐一样。
于是，当“Ligne”这个法语词汇本该在文章中表意“对齐”，却被余晓丽翻译成“线段”的时候，聂子航终于忍受不住地开口提醒道：
“同志，这里应该翻译成‘对齐’。”
听到聂子航的提醒，余晓丽抬起头，不无惊讶地投来目光：“这位同志，你懂法文？”
“稍懂一点儿，”聂子航谦虚地笑了笑，然后用笔杆指着文件上的法文印刷句子，“这句话应该是说，‘将标尺与数据对齐，从而验证对照结果是否正确’。”
余晓丽听着聂子航标准流畅的翻译结果，不禁低头看了看自己磕磕巴巴的译句草稿，惭愧地笑道：
“这是首都工业局的技术译制原本，我虽然有幸在英国学习，但对法文一窍不通，本想拿着它来试一试，研究研究，却举步维艰……”
聂子航道：“今天郑厂长带领我们迎接技术组抵苏的时候，我也听说了余同志的经历。只是，这既然是工业局的翻译原本，为什么不找翻译院相关人员解决？”
余晓丽叹了口气，细细说道：“这篇原稿已请翻译院的同志做了翻译，只是……工业局内部并没有储备的翻译队伍，即便是首都翻译院里，如今能上阵的除了几位老前辈，真正能帮上忙的知识青年少之又少。
如今国内工业生产进展虽然有进步，但与西方依旧有不少差距，我们既要赶超，也要学习，工业局里需要研究的外文稿子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