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这样，下岗以后盘算的三件事都办完了，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。事以至此，也没有办法。也有让我高兴的事，那几天厂里形势发生着变化。从表面上似乎和开下岗大会时厂长和工人发生冲突有关，实际上不是。工厂经营不好、工人下岗、倒闭关门这种面局谁也想不到，作为厂长肯定脱不了干系，但在那种体制下把责任全推给厂长也不公平。工人更不用说是弱势群体，在吃大锅饭的年代里干惯了，乍一下岗，像从大船上掉进深海里，其恐慌程度可想而知。那几天发生的事说到底是对下岗的不满，不针对任何人，或者，用这种方法掩盖下岗的恐慌。
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也参与了部分活动，有发言权。但要把这件事说明白还要从厂长和工人发生冲突说起。可惜的是发生冲突的时我没在场，这怪不得别人，怪我自已，因为开大会时我去晚了，有关当时会场里的情况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。
听人说，开始厂长表现不错，十分悲戚，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。他是含着眼泪告诉大家工厂要倒闭的消息。而且告诉大家虽然工厂倒闭了，但大家别担心，因为凡是厂里要负担的一定负担。主要指拖欠工人的工资、奖金、没报销的医药费和下岗以后如何安置。等等。说实话，这已经很完善了，几乎把大家关心的事情都说到了，厂长还说但凡牵扯大家利益的大事小情都由专门负责善后的厂里“留守处”负责解决，请大家放心。
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，可能他发现会场开始骚动，他清清嗓子，正准备再说几句话安抚的话，可几个女工等不及了，冲到台子前，厂长要讲的话终于没讲出来。
她们确实忍不住了，毕竟在干了一辈子，现在说倒闭就倒闭，真的无法接受。哭着质问厂长：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以后怎么退休？就是能退休，以后又怎么办？孩子都大了要是没钱结婚怎么办？家里还有老人、病人以后怎么照料？等等。刚开始，厂长真想解释，他伸出双手招呼大家，然后使劲朝下按，意思是“静一静、静一静，听我说——”可没招呼住，后面的人也涌止来，局面彻底失控。
这时，听人说，有人走到厂长身旁，说是厂办秘书，他上前附在厂长耳朵上说了几句话，厂长听后似乎摆摆手，随即点点头：“大家安静一下，我回头接个电话马上回来！”
“电话还是要接的——”人们一定这么想。
会场确实安静了一会儿。可一等不回来，二等还不回来，等大家反应过来去办公室找他时，他已经从后窗逃跑了，从那不再露面。可说也怪了，虽然厂长跑了，大家的情绪似乎没太激动，又主动回来站在原来的地方。厂长的帽子在拥挤中被弄到地上，又被人检起来挂在树上。我去的时候离上面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有段时间，会场早就冷静下来，大部分人离开桌子周围，只有几个女工蹲在桌子旁边嘤嘤地哭。
那天天气也不好，阴着天，有零星小雨下着，刮着小北风。厂里开大会都在刚进大门口的地方，那里宽敞，北面是办公楼，当中是进厂的道路，南边连着蓝球场，这些地方连在一起能容纳很多人。前些年开大会多的时候，都在办公楼二楼铁栅栏上挂上条幅，上面写着大会内容。以后开大会少了，一般情况不挂条幅，只在办公楼前当中放张桌子，在桌子后面放两张排椅，厂里的头头脑脑坐在上面。
那天开大会所以去晚了，是因为前几天父亲捎来口信说，老家有个远房大娘死了，虽然快出五服了，但在农村这很重要，本族子侄都要到场，下葬的日子定在下岗前一天，我就请了假给大娘下葬。仪式很冗长，到村里公墓时又下起小雨，那天天气也不好，早晨就阴天，但仪式不能停，等把大娘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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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衣服早湿透了。
结婚以后很少回老家，一是没时间，二是怕化钱，回来一趟总要化几块钱。主要原因有两个兄弟在家，平常日子由他们照顾父母，我回不回来问题不大。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回来，就是回来也不住下。
那天等把衣服弄干已经下午了。
父亲说：“住一宿，明天再走吧！”
父亲很少这么说，也只好住下。
第二天就回来晚了，其实下车还不到八点半，车站离厂子步行也就二十分钟。后来听人说，大会是九点开始的，本来可以赶上，可因为工厂虽然效益不好了，劳动纪律反而更严了。以前迟到早退跟车间打个招呼什么事都没有，但自从效益不好了，只要迟到，保卫科的人就在警卫室把名字记下，报到财务科，到月底扣发奖金。
如果不是和看大门的很熟，谁都跑不掉。
没敢走大门，从外面绕到厂子最北头从墙头翻进去就是我所在的翻砂车间。可那天刚进去就有些不对劲，墙头离车间还有五六米，里面一切看得很清楚，可那天只看到空旷的车间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打型机、空压机、行车都停了，出奇的静，跳下来惊起的几只麻雀“扑棱棱”飞走了，声音虽然不大却有种瘆头皮的感觉。来到里面果然没人，但肯定有人来过，换下来的工作服、鞋袜之类都放在砂箱旮旯里，也有喝水杯和饭碗。有点发懵，只好来到干活的地方，似乎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等想又站起来，猛不丁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“嗖”地把我震住了。来到车间外面，越过那道与南边相通的推拉栅栏，顺着道路向南走，边走边看两旁的车间。里面也没有人，大门开着，机器停着，大门有的半开着，有的全开着，看到这些吃了一惊，同时也知道这是全厂都停产了，惟一的可能是在前面开大会。
一直朝南走，来到会场。
已经十点多了。
站在会场外面大体看了看，车间的人都在会场中间——对着竹席台的地方。漫拉着过去——必须到他们中间才能让车间知道我也来开会了，只是来的晚点，对车间才有交待。“漫拉”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次大会和以前不一样。以前开大会，讲究的人拿个马扎、木墩，不讲究的找块半头砖、硬纸板，大部分什么都不拿，席地而坐。但有一条，每个车间都坐的很顺溜，看着很整齐。可那天队形基本乱了，虽然有人坐着，大部分都站着，三个五个站成一堆。让人奇怪的，表情都很严肃不说话。
终于来到中间，有个工友朝我点头，站在他旁边。
“开什么会？”我问。
“还能什么会？下岗的会！”
顿时，身子似乎晃了晃，有股冷气从脚底窜到头顶。想问其它情况，他却把头回过去，不想多说话，也就没问。看着前面的竹席台，感觉很奇怪，不知大会是散了还是没散。如果散了大家应该离开，不应该还这里，如果没散竹席台后面应该有人，可竹席台后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，大家却没离开。
两张排椅也没呆在该呆的地方，就在这时，看到挂在树上的帽了。几个女工的哭声也隐约传来。
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与此同时，让人诧异的却突然想起老家的坟场，这肯定跟头天刚给大娘出了殡有关。不过，如此说来，也没什么可说的——只有几十个光秃秃的坟头和十七八棵病歪歪的松树。深秋季节，冷雨凄风，坟头上仅剩的几棵茅草瑟瑟发抖，像被寒风浸透的人抱着胳膊打哆嗦，地上的则被踩进泥里，只露出细小的末捎。
甚是荒凉。
同是一个地方，小时候的坟场却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是个很大的地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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掩映在一片树林里。最外面是高矗入云的白杨树，还有很多刺槐树和臭椿树，臭椿树且不去说它，只说刺槐树。这种树每到春天都开一种白色的花，花很香，大家都去爬树或者用铁勾子撸下来，做成馒馒或者做汤喝，整个季节里都飘着槐花香气。
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，成天在里面钻来钻去，就是坟头也不害怕，在附近干活的人干累了也来这儿休息。特别到了冬天树叶都掉光了天空十分廖廓，从高高白杨树上能看到一个个鸟窝，我七八岁之前最大爱好是站在树下看这些鸟窝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站着。那天的会场，让我觉得似乎回到小时候，和众多工友一块站在那儿，他们想的什么我不知道，除了想到和看到坟场之外还看到眼前那幢二层办公楼。以前开大会都在二楼铁栅栏上栓上横幅，有时也把横幅栓在楼前两棵树上。这是两棵芙蓉树，栽在楼前两边花圃里，一边一棵，栓得横幅正好跨过中间的空场。进厂时这两棵树就有碗口粗了，可现在远远看去，似乎还那么粗，这些年像是没长，这可能因为离得远，也可能在当时心思没在这两棵树上。
芙蓉树开花在六七月份，一排排小红旗的花朵从枝丫间伸展出来，十分妍丽，近看又一簇一簇的。那天还看到二楼的玻璃窗粼粼发光，还是个了阴天，整个天空根本看不到一丝亮色，不知那光是怎么出来的。
接着往下看，在无意间忽然看到一群乌鸦朝我飞来，但知道这不是真的，是那支被拽歪仍然放在桌上的麦克风，虽然已经被人横过来，但在我眼里还是乌鸦，而且不是一只。它通身漆黑，屁股就那么跷着，拖着一条长尾巴——到了冬天快过年的时候，生产队都要来到坟场伐掉几棵树卖掉，参与年终分配。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，当时很穷，如果不这么做，过年社员就吃不上一斤肉几斤鱼。每当伐树生产队长就挨户吆喝：“伐树了——”大人就打发孩子来拣树枝——当时烧的也缺。
我就随着来到坟场，别的小孩是来劈树枝的，生产队只要树干不要树枝。我来是担心树上的鸟窝，虽然母亲也叫劈树枝，可全然不放在心上。只是担心树上的鸟窝树被伐倒以后，鸟儿可怎么办？
有人像猴一样腰里拴上绳子攀到树上，手里还拿着锯把不顺眼的树枝锯掉，然后栓上绳子才下来，下面有人贴着地面拉大锯。站在人群里紧张地看着树上的鸟窝，可一点作用也没有用，我是干着急，还没等回过神来树已经倒了！在倒地的瞬间，那些突然弹起、或从天而降的鸟窝总让我心惊肉跳——接着——“轰”一声砸起一片尘土。当然，不是鸟窝，它落地声音很小，根本听不见，是树砸地的声音。在空中鸟窝已经拆散，树枝像是不情愿分开似的，晃晃悠悠好不容易飘落下来。
刹那间，鸟儿就没窝了！
人们一哄而上，撕拆着树枝。
树原来生长的地方，突然撕开口子，像幅画挂了好几天。
那群乌鸦就是这时候飞来的，飞得很低，赶都赶不走——
终天不耽聒噪，眼睛离开麦克风，乌鸦才不见了……
那天在会场上，我就这么站着，站了很久，谁也不说话，到底大家都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。我是想了这些，别人想的不知道。也许想什么并不重要，大家只是用这种方式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工厂做最后的告别。它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，我们大家也一样，要不，也不会倒闭。
当时似乎这么想过。
终于，下班的玲声响起，才陆续离开会场，始终没看见那几个哭泣的女工。只是有些纳闷：工厂已经倒闭了，到底是谁拉响了下班的玲声？
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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